看见
陈虻
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你从湖南卫视来，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 我胡说八道了一气。 陈虻指指桌上：「这是什么？」 「……烟？」 「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会给你写这个设计的颜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点、它的标识写出来。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如果全不吸烟的话，影响经济向哪儿发展。」他看着我，「我现在把烟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
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那盒烟当道具震慑新人。**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 「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他说。
我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 「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 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 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 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他没拍过什么片子，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不是看流不流畅，要看它为什么运动。一个摇的镜头，不是摇得均不均匀，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准确。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审片时，手边一包七星烟，一包苏打饼干，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 他就停下：「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么聊，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胆子大点的人说：「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 他摇头：「你不是在想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这是排斥。这不是咱俩的关系问题，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
他有一点好，不管骂得多凶狠，「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点头说对对。 他又来了：「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打击得你哑口无言，他还要继续说：「你别觉得这是丢人，要在这儿工作，你得养成一个心理，说任何事情，是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说你。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可以了。」 总之，没人能讨好他。但大家最怕的，
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陈虻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气力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如何报道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他说做完手术好多了，过一阵子就能出院，还是有点虚弱，在病床上侧身躺着，说了两个小时业务。给老范解释什么叫「深入浅出」，有位同事跟他说片子不能编太深了，「我妈说她看不懂」。
他说「思想、你、你妈，这是三个东西，现在你妈看不懂，这是铁定的事实，到底是这思想错了，还是你妈的水平太低，还是你没把这思想表达清楚？我告诉你，你妈是上帝，不会错，思想本身也不会错，是你错了，是你在叙述这个思想的时候，叙述的节奏、信息的密度和它的影像化程度没处理好，所以思想没有被传递。」
他问老范：「『双城的创伤』是你做的吧？」 老范有点吃不准他是要怎么骂，怯怯地说：「是。」 「当初评奖是我主张给金奖的，争议很大，我当时在台里七〇一看的，最抓人的就是『双城』。大家尽管在看的时候，一会儿说这个采访不能这样，一会儿说那个不对，但是谁也不走，他跳不开。我有一句话，就是片子一定要带着问号行走，不管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真的。对于记者来说是真的，对于观众来说就是真的。」
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 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 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 他说：「为什么肯定没有？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他怎么推啊。推就是一次选择。」 底下窃窃私语，意思是——你推一个看看？ 他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
情绪与偏见
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 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警车押运陈坤志驶入法院，被告家属和市民在门口观望。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求真
两个人聊了半天，事实不清楚时，每个人审美和直觉都不同，要靠这个来判断，谁也说服不了谁。牟森有次跟我聊天，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所以人们对世界的知识不能来自评论，要来自报道」。「报道」就是对「事实和因果」的梳理。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我二十出头做新闻评论节目「时空连线」，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孙玉胜审我的片子，说「你应该去现场做记者」，又说「现在不是评论的时期，是报道的时期」，意思是没有夯实的报道为基础，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做新闻调査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转变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对大量反对声音时，晃动其实已经开始，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如果不是质问，只是疑问，犹豫一下，空气进去，水进去，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 **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关于柴静
知道我们要做这期节目后，有人在我博客留言：「我们要维护一条道德的底线。那条底线，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个社会是有规则的，不是随性而为，不是暴力、滥交、背叛、屠戮！」 在同一页的留言里，另一个人说：「到底什么是道德的底线呢？ 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因为每个人的道德观不同，所以这个底线是没法规定的。他说至少要有个底线嘛，像孝敬父母什么的。我说，每个人的处境不同，遭遇不同，所以想法不同，你怎么知道你的底线就一定是别人的底线呢？他没再回答。」
道德是什么？ 采访完，深夜里，我和老范人手一本日记，埋头刷刷写，面对这让人迷惑的古老问题。 孟子说，「仁」就是「道德」……那么，什么是仁？他说，恻隐是「仁之端」。但恻隐是什么？对象是谁？在什么范围内存在？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
我写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国医生施韦泽的故事，他在非洲丛林为黑人服务五十余年。在书里他写道： 「无论如何，你看到的总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虫，它是像你一样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生命，像你一样喜欢太阳，像你一样懂得害怕和痛苦，现在，它却成了腐烂的肌体，就像你今后也会如此。」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道：「如果我们对一只猫的死亡漫不经心，我们也会同样漫不经心地蔑视人的痛苦和生命。」
二〇—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
「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 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应。
我问他，为什么想杀人？
他靠回椅背，说讨厌周围虚伪的世界，只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实。
我说：「你说的这种真实感要靠量的不断累加才能满足吧。」 他看着我，意思是你往下说。 我说你可以去看一本书叫《罪与罚》，讲一个人认为只要上帝不存在，杀人就是可以的，是意志的体现。这本书就讲了他真的杀了人之后全部的心理过程，最后发现杀人满足不了人，
「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他问我：「什么是洁白？」 我被这问题逼住，无法不答，想了一下，说：「将来有一天你爱 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里雨下起来，没有告别就匆匆散了，我挡着头回客栈的路上，背后青石地上有个人踢踢踏踏跑来，是这个孩子，过来抱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倒退了几步，就头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湿的光里返身跑走了。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我在博客里写：「是的，生命往往要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但那是出于生存。只有我们人类，是出于娱乐。」
有时候累了，半夜回来，就想着明天节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 心里一动。又在桌前坐下来准备材料……有人看着，不敢太轻慢。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那些同事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那位朋友看到的节目中，我采访的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 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 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 他说：「准确。」
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 Ann说：「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the best defence。」——准确是最好的防御。
老范坐边上，后来她写道：「说实话，他的坦率让我绝望。一个过于主动甚至积极坦白自己内心阴暗面的人，往往会让原本想去挖掘他内心弱点的人感到尴尬和一丝不安。他甚至都不为自己辩解一句。为什么不在镜头面前，哪怕是伪装歉意向大家忏悔以乞求宽恕呢？」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内刊上有老郝的一句：「她是我迄今为止所见意志最强的记者，相知六年，真希望再一个青春六年来过，我们再并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 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 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 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更不要变成强制。」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这一年，地震和奥运把我扔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
非典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那些采访对象
郝劲松：铁路发票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 踩猫的视频被放在一个叫「Crushworld」的网站上，这网站一个月的注册量超过四万，事发之后李听到了无数的声讨，可他收到的信里，还有一些，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他的地址后，向他买光盘的。 「不要以为他们离你很远，他们当中有官员，有商人，什么人都有，他们就是你生活里的普通人。」他说，「事件过去之后，这个市场还会存在，因为需求存在。」 他解释：「因为如果规则只是道德的话，人的道德底线是不一样的。」 「假如当时这个行为是违法的，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你觉得你会做吗？」我问。 「不可能。」 「绝对不会？」 「这个底线坚决不能超越。」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尔姆斯说：「法律不是一个道德或是伦理问题。它的作用是制定规则，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时，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
虐猫
我说：「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 「他现在的处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片子播出后，有人给老范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美国黑人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 human 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我们也有。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胁坐在「灰色地带」的黑人让座时，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坐在原位。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德·金，日后他得到「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一九五六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情人
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土地局长
四点钟，我打了他电话，没有通，我和同事们对视了一下，松了口气，又有点失望： 再拨一遍吧。 嘟的一声响，非常清晰的「喂」。 「我是中央台的记者，采访土地拍卖的事情，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在打高尔夫。」他说。 「能见见你么？」我认为他肯定直接挂掉或者说没空。那样我们就可以轻松赶路了，在机场还来得及吃碗米粉。 结果他说「来吧」。 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那么多这样的人居然会接受电视采访，「60分钟」的记者华莱士说过一句话：「因为所有你认为的坏蛋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其他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