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一年
东京
这几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后来找了一家老字号的炸猪排饭，看到其他人也全是一个人吃饭，像考试一样中间隔一个座位，很害怕交流的样子，每个人都吃得又快又用功。我一下子就被这场景治愈了，东京是一个没有人打搅，也不必打搅别人，就能够活得很好的城市。
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会享受不能够以各种形式分享的快乐。
神奈川县美术馆的叶山分馆，我本来不太有兴趣——听起来太像一个县级美术馆，真正到了建筑面前却吓了一大跳，临海的白色建筑，内部宽敞明亮，正面落地窗外就是蔚蓝的大海。
进公寓看了看，内部整洁干净。公寓的墙上贴着倒垃圾的规定：“周一可以扔纸、布；周二可以扔玻璃、厨余垃圾……”看得人觉得很安心。这样的规则让人有生活的存在感。
L老师说，日本作家里唯一喝酒讲规矩的是三岛由纪夫，他正装喝酒，而且绝不喝醉，喝完回家执笔写作。他还曾经在《叶隐入门》中教训日本人：
在日本，酒席形成了不可思议的构造：人变得赤裸，暴露弱点，什么样的丢人事、什么样的牢骚话都直言不讳，而且因为是酒席，过后被原谅。
小说
我生活在变化多端的中国，我并没有年轻得足以相信它，也没有年老得有资格为它辩护。在中国写小说，探索“真实和事实”的中间地带，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变化已经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中国的现实和作家的想象力同时赛跑，赢的是中国的现实，输的是作家的想象力。
- 比如，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2010年，一艘山东的渔船载着33名船员去南美钓鱼。出海8个月之后，当这艘渔船回到港口，船上只剩下11名船员，他们杀死了22名同伴。这8个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恐怖，人性的黑暗是小说家难以想象，或者说不愿意去想象的。
- 再比如，去年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中国东北的一个纺织厂在1987年发生了爆炸，“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她们有的满脸伤疤，有的失去了双手，有的失去了乳房。直至今日，她们一直生活在两座楼里，这两座楼就像孤岛一样，被周围人称作“鬼楼”。她们不曾离开那里半步，依然唱着自己20岁时的歌曲，仿佛被凝固在时光中。
这样的事实，远远比作家的想象更有力量。因此，在面对现实时，我常常觉得失望，因为无论我怎样写，都无法超过现实本身。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它有点像摄影。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体验到的恰恰是真实事物的不真实性。这种不真实感，这种陌生感，会带给读者更大的震撼：原来我所身处的是这样的世界啊！
看完之后，我给阎老师提的建议是后半部分群体的恶实在太多了，看得让人透不过气，同时又觉得不真实，仿佛那只是乌压压的背景。
相较之下，其实更希望看到意外的善——或者说，善本身并不意外，因为它也是人的本能，只是善渐渐自我怀疑了，动摇了，主动沉默了，甚至被摧毁了。比如，在一个全是瞎子的国度，独眼龙是很痛苦的，因为他能看到别人仗着黑暗的不堪和龌龊。于是独眼龙选择戳瞎自己。这样的力量与回响比重复的恶来得更有冲击力。
我在想，为什么男性艺术创作者那么迷恋这一类的女性形象？我猜这大概符合某种懦弱的英雄想象。小红代表了性的精通和开放，可以弥补男性在性方面的羞涩和自卑。而她们饱受苦难的经历让男性觉得自己有解救的使命，况且解救她们并不难。她们深陷暗无天日的沼泽，只需要一点微薄而正常的小恩小惠就可以温暖，是最容易取悦的一类女性。
后来才知道，他想帮女友赎身，并给她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女孩却不愿意接受，因为她认为没有比现在的工作更轻松和能挣钱的了。男性自以为的英雄主义落空了。
看潘绥铭教授写的《我在红灯区》，里面讲现在拐卖来或被强迫的“小姐”其实很少。有三个“小姐”合伙找了一个“妈咪”，“妈咪”很累，不仅要站岗放哨，还要筛选客人，客人挑不对还要怪“妈咪”。
三个人气鼓鼓地坐在长椅上，也不讲话，同行却一点也不同心。想到自己小说中的一句话，“爱想象中的人很容易，可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爱他们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中产与跑步
我是青春期受张爱玲影响的文艺女青年，对于文明世界有着畸形的向往，贪图享乐，喜欢吃奶油蛋糕，喜欢包裹在华丽的袍子里——即使袍子上长满了虱子，也胜过青筋毕露的身体。
我仔细想了想，我不敢看人长跑后的照片，和张爱玲抱着牛奶瓶面无表情地穿过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样，是对受苦的一种回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体，我并不觉得性感，只觉得好惨。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产爱跑步，因为跑步是一种苦修。而苦修，是对过剩的回应。受苦对于中产是陌生的身体经验，对于富人阶层更是。跑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产看齐的对象。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并不是为了作秀，或者为了征服的虚荣，而是真的享受这种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遥远而陌生的身体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对身体的觉知，痛苦让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
可鄙视链却依然真实地存在着，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广场舞不够中产。中产需要自己小群体的阶层认同。
当中产刚刚开始在俄国流行时，纳博科夫是这样刻薄他们的
他们被两种相抵触的渴望煎熬着：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样，用这个用那个，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么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个特殊团体，某个组织、俱乐部，成为某个宾馆的贵宾或者远洋航班的乘客，然后因得知某集团的总裁或欧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边而欢欣雀跃。
跑步不仅仅时髦，而且像是某种成功人士的标配。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高层们为了显示自己的追求，纷纷把马拉松的奖牌当作自己的勋章。而中产选择跑步而非广场舞来锻炼身体，显然是因为跑步更像是身份的象征。
中产在财富以外，开始关注健康，并且以此为起点，关注一些大于自身的东西，比如大气环境、食品安全、医疗健康、公众权利、财富安全。跑步既是一种焦虑下的反应，也是一种自救。而跑者彼此抱团，更让人有一个政治群体崛起的集结号已经吹响的想象。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日本以及西方的上班族开始追求一种戒糖、长跑、岁月静好、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某种社会规则已经成为共识。
而在中国，这种规则与底线并未形成，当奶粉出现问题，中产开始寻找代购；当疫苗出现问题，中产去香港打疫苗；当空气出现问题，中产戴上口罩继续长跑。”
很多中产并不认为自己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而仅仅是想通过长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炼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
**然而，我们并没有办法指责中产的犬儒和自私。他们仅仅是无力，在无力与无力的每一天交替的缝隙中，大脑借助运动产生内啡肽，那半真半假的愉悦与沉醉，便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其他
买一张占卜符，经神社里的溪水浸过之后便有吉凶浮现出来。我试了一张，“小吉”。人是这样难伺候，是“凶”便恼火不信，是“吉”便怀疑每张都是吉，担心自己被糊弄了。
30多岁的D小姐仍然爱看漫画和日剧，有着一颗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评价她吗？并不是。
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种程度上，天真和世故并不是矛盾的特质，而往往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阶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这个特质，而是早早地把它当作成长必然蜕掉的皮，轻率地抛弃在一边。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采了一路的花，采花时也显得兴致勃勃，充满乐趣，到了路的尽头却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变得世故。
而成年后还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天真一面的人，本质则是复杂的——至少是见过复杂，才知道天真有多可贵。